“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的这句名言广为流传。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经济的支撑，军事上的胜利也难以实现。兵法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意思。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由于技术革新等因素，经济与财政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帝国、女真族灭宋、满清灭明这样贫穷游牧民族消灭富裕大型农耕帝国的例子基本消失。美国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克里米亚战争、英布战争等均是胜利一方拥有明显经济优势的典型案例。

　　在远东，甲午战争之后的日俄战争中，开战之前，伊藤博文等元老最为担心的不是双方兵力、战斗力和军舰的差距，而是日本的财政可否支撑与庞大沙俄的战争。为了获得欧美国家的战争贷款，日银总裁高桥是清奔走各国，每次都住在最廉价的旅馆，最终获得因为沙俄排犹而决定支持日本的美国犹太银行家的金元。所以有人认为，沙皇的排犹政策，恐怕才是沙俄战败的最大原因。

　　尽管普遍将轻视日本、政治腐败、统治者昏庸等被认为应该为战败负主要责任。尽管还穿插着诸如“挪用军费造园子”、“炮管晒衣服”等等到今天还争论不休的“逸话”。但甲午之前的清帝国，在经济上依然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农耕国家，在财政上有着严重的问题。虽然领土比日本大几十倍、人口多十倍，技术兵器上各有优劣，但干瘪的钱袋，从一开始就让清帝国选择了“地狱模式”。

　　从摊丁入亩到厘金洋税

　　清帝国在近代战争面前的财政不振，本质上缘于其财政近代化上的迟钝。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经济的主要方针就是雍正时期开始的“摊丁入亩” 制度，这个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有重要地位的财税体制，最大特色是废除了人头税的概念，并且以白银取代了过去的米麦布帛等实物税，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也极大促进了商品的货币化。

　　“摊丁入亩”让清帝国迅速从明清改朝换代的残破中恢复过来，也有了此后的所谓康乾盛世。到康熙四十八年，朝廷的财政库存积余银已达5000多万两。乾隆五十六年，收支相抵后，一年净节余约1200万两。

　　但是基于农业社会理念的财政体系，不可能万世一表维系下去。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就只能勉强收支平衡，一旦发生战争就不够用了。鸦片战争本身规模并不算很大，清政府方面动用的部队数量不过万人，战场也局限在东南沿海的几个港口，只这个程度，道光皇帝已经需要融化内库的金器来筹措军费。

　　而后的太平天国之乱，纵横2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内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筹措军费 ，推出了厘金制度，即商品流通税。战争的最终胜利和这种新税种成为主要财源密不可分。除此之外，还有海关税（洋税）的增加。尽管很多人认为被赫德等洋员控制的中国海关，“必然不可能尽心地为中国提供财源”。但事实上这些西洋人提供的技术、管理和效率，反而让中国的财政收入获得了巨大的保证，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光绪十三年 （188年）起，海关税迅速增至2000万两以上，几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依靠厘金和海关税等，甲午战争前10年左右，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多在8000万两左右，光绪十七年（1891）最高，为8968万余两。其中田赋3359万两，占37.45%；盐税717万两，占8%；关税2076万两，厘金1633万两，两者合计占41.36%；杂项1183万两，占13.19%。1894年则为8100万余两。可以说创历史“最佳成绩”，光绪十七年 （1891）较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加了近40%。

　　但是在扣除了物价因素后，甲午战前清政府财政收入和清代盛世顶点乾隆朝相比，没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依然难以提供适应现代化国家行为（如战争、大规模基建和工业投入）等的财政支持。

　　国家财政依旧捉襟见肘

　　洋务运动的效果就直接打了折扣，尽管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师等可以成为招牌，但即使和日本比，所谓地大物博的中国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在各项工业指数上，甲午战前清国本土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只是日本同期修建铁路公里数3200公里的约十分之一；甲午战前的1894年，日本纺织业的纱锭数53万锭，是中国6.5万锭的8.1倍。由于国库空虚清廷从1888年以后，不得不将北洋水师每年200万两的拨款至少削减了一半（即便200万两全部给足，也不过是年财政支出的1％左右）。在海军军备上，日本海军也以惊人的速度追上北洋水师，这背后自然也是大量的资金投入支撑。

　　再以洋务运动中的军事投资为例，1875年至1894年19年间，中国的军费总支出约4600万两，国家军用工业企业总投资大概为4281.6万两（其中83.7％来源于海关，中央和地方拨款仅约10.2％）。虽然这些数字看起来也不少了，但这些投入主要是以海关关税做抵押向西方银行的借款，直接源自政府财政拨款投资的凤毛麟角。清政府1894年以前军事工业投资的3425万美元，为1868年至1894年26年间财政收入总计约20亿美元的1.7％。

　　自诩地大物博的清帝国，严重缺钱，以至于1875年升任两江总督的南洋大臣沈葆祯，主动向李鸿章提出，靠400万两打造北洋、南洋两军显然太少，且过于分散，故愿将组建南洋水师的200万两，全数建北洋。这才有了后来规模扩大版的北洋水师。清廷在扩军备战时经费的严重紧缺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