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事美，文史专栏作家。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日本成功掌握了舆论传播与危机公关，而中国在此方面则表现得一塌糊涂，两国惊人的舆论反差让后人唏嘘不已。

　　媒体：处心积虑与虚妄自大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媒体已经非常发达，大都被反对党掌握，可有效制衡政府权力。明治维新后，西方的媒体运作理念就已经扎根日本。相比而言，中国的媒体正在起步，由洋人投资，国人参与管理，虽同样有批评政府的权力，但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在与政府的较量中，还是相对比较弱势。而清政府连操控媒体进行舆论宣传的意识都没有。

　　兵马未到，舆论先行。战争开始前，日本媒体发动新闻宣传战，向世界宣传朝鲜独立论、义战论，蓄意制造中国威胁论、满汉矛盾，甚至是日本人优越论，说日本攻打大清国纯粹是文明消灭野蛮，是对中国百姓的救亡。在此宣传战中，《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中央新闻》等媒体纷纷卷入。

　　日本精心的宣传策划赢得了世界的普通理解与支持，一个“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日军同样也吸纳了日本众多随军媒体记者，包括西方媒体记者在内，随军记者多达114名，另有11名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如今，我们看到的关于甲午战争的照片很多都是当年日本随军摄影记者留下的。随军记者的参与，让日本牢牢掌握了话语权。一方面，随军记者的稿件时效性强;另一方面，记者深入一线，亲历战争，稿件更具真实性，细节更能打动人。再者，还会吸引众多世界媒体进行转载分享，为日本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再看看中国的媒体，虽然也是报馆林立，也关注战争，但表现明显差了一大截。在战争开始前，中国的媒体宣传的不是战争动员，而是对日本的不屑一顾，包括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上海《申报》等媒体，无不如此。在他们的记者眼中，日本就是“东夷之邦”、“撮尔小国”，与中国开战，是学生打老师，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

　　中国的媒体虚妄自大，而清政府也没有现代传播理念，不知道如何利用媒体争取舆论主动。在出兵朝鲜时，清军拒绝了所有媒体的申请，包括西方媒体。不仅如此，在开战后，清军竟然将两名误入清军阵地的媒体记者杀害。这种拒绝与媒体对话，自觉将自己与世界隔离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愚蠢的。

　　战争开打后，中国的很多媒体仍然沉浸在意淫中。例如当中国的“操江号”旧军舰被日军俘获时，《字林沪报》竟然讽刺日本拿中国的又小又破的旧舰艇当宝贝。而清军在朝鲜溃败时，中国媒体又自欺欺人，大肆编造假新闻，将惨败粉饰成大捷，如牙山大捷就是典型的一例媒体造假丑闻。假新闻甚至蒙骗了路透社，新闻转载后，迅即成为国际笑话。

　　如果是消息不灵通，以讹传讹还可以谅解，有些媒体竟然喜欢乱编故事，非要将新闻写成小说。在前线惨败的情况下，上海《点石斋画报》报道，有娘子军为夫报仇，编队扛枪赴朝鲜抗日。文章写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还有皇帝的话，如：“何必使妇人从军，为外邦见笑耶？”

　　假新闻如同狼来了，导致中国媒体公信力丧失殆尽。当日军进入旅顺进行大屠杀时，中国媒体的声音在世界上普遍被忽略，反倒让日本伪装的优待战俘、亲民如子的摆拍新闻占了上风。难怪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对《纽约时报》抱怨，中国媒体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

　　公关：精心策划与盲目应付

　　舆论风向被日本媒体牢牢控制，中国方面非常被动，更悲哀的是，清政府包括李鸿章在内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外交公关方面，日本又抢占了先机。日本发动驻外使臣大造舆论，同时贿赂国际媒体、收买外国专家，不惜扭曲事实，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进而粉饰为正义之举、文明之战。与此相比，中国的驻外使臣甚至都不懂英文，面对外国媒体根本毫无作为。

　　为了能够与国际舆论快速接轨，日本秘密高薪聘请了58岁的《东京时报》英文版美国高级编辑豪斯，请他担任甲午战争公关宣传的总策划。豪斯久居日本，不仅是日本通，对欧美政治军事更是非常熟络。事实证明，豪斯很好使，他对日本的国际形象包装、危机公关与对外宣传都非常成功。

　　日本赖在朝鲜不走，还煞有其事地提出了改革方案，要求中国参与。中国对此大骂日本无耻、不要脸，但“正义”又站在了日本的一边，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对日本表示赞赏。豪斯率先搞掂了老东家《纽约先驱报》，该报认为，由日本主导改革是必须的，不能让朝鲜再受野蛮中国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甚至直接指责中国过分压制朝鲜，赞扬日本是给朝鲜带来活力。美国媒体与民众普遍认为，日本才是思想进步的阳光少年。更有人认为，这都是美国的功劳。

　　日本驻美大使栗野慎一郎与驻英国兼德国公使青木周藏联合策划对外宣传，号召日本在外的大使、专家学者积极行动起来，争取在世界各大媒体上发声。二位也不是光说不练的主，时常亲自操刀上阵。在他们的忽悠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原来是一个野蛮的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