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早晚打开手机收音机，将频率调到100兆赫，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呼号——“利川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久违的呼号，这个优美、清晰、富有磁性的广播，勾起了我40多年前与广播结下的记忆。
　　 20世纪70年代，利川围绕“村村有广播，户户响喇叭”的目标发展农村广播，这是农村第一个“村村通”工程（一是村村有广播，村村有广播）。通电，村村通水泥路）。到1979年，全县农村广播线路达7479公里，广播扬声器总数达到86332个，家庭普及率达到60.8%。
　　 “墙上挂个小扩音器，坐在家里就可以认识世界。”农村广播成为农民了解党和国家政策、了解国内外新闻信息、欣赏文艺节目、掌握天气预报的主要途径。被称为“农民之道”“无所不知”。
　　 那些年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学校走廊里的广播喇叭陪伴着我们晚上干活，早上起床，真正体会到“读书人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当然，除了农村广播，我在学校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从报纸上了解外界信息。遗憾的是，我们当地发生的一些新事没有在广播中听到，没有在报纸上报道。于是我开始利用教书之余为区县广播电台和报纸写文章。
　　 在我们信息有限的偏远山区，村民们对广播的关注和爱护让我很感动。当时农村的广播网络非常落后，只有一根小电线、一根小木杆、一个纸音箱。每当刮风、下雨、下雪，封山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竿子倒塌、断线的情况。一旦广播声音中断，即使是在夜间，村民们也会自发沿着广播线路翻山越岭，渡河下田检查抢修，排查故障。 “什么地方出了错？”山沟里，众人纷纷大声询问；手电筒和火把的光芒在山野间舞动。
　　 记得包产到户第一年，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除夕夜。漫山遍野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刀风”刮得“呜呜呜”，路上的冰雪就像是浇了桐油一样。可就在这个时候，转播线路又断了。我循着线索，发现村民向贤惠正爬上一棵橡树摘树枝。原来，因下雪而倒下的树枝折断了其中一根转播线。我用手电筒把相贤会的树枝拆下来，接上广播线。我与乡贤会交谈了解到，自从农村出现广播以来，乡贤会就主动担任义务线路护卫员。一年四季，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晴天、雨天还是雪天，巡线、护线成为他自觉的行动。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关于《向贤会雪夜维护广播线》的稿子，第二天一早发到了县广播电台。县新闻广播于第三晚播出，并于第二天早上在新闻联播上重播。
　　 我去向贤辉家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向贤辉的妻子告诉我，昨晚，向贤辉听到收音机里念着他的名字。收音机的声音有点小，向贤辉就搭了个凳子，把耳朵贴在收音机喇叭上听收音机。向贤惠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他没有注意到凳子的末端是倾斜的。向贤惠一屁股坐在地上，妻子和孩子都惊呆了。看到没有受伤，全家人又笑了。起来。
　　 乡贤惠高兴地告诉我：“我已经活了60多岁了，这是我第一次上县广播电台，孙老师，你说我不高兴啊！”从此，乡贤会保护电线杆的热情更加高涨。 ，保持广播畅通。
　　 1977年冬天，一位叫雷力的驻地干部来到了我家乡的生产队。他是县粮食局的一名村干部。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立下战功的军队干部，工作非常扎实，各方面都吃苦。但他脾气暴躁，常常让人讨厌他。
　　 在生产队的工作中，为了改掉团员之间作弊作弊的习惯，他们努力工作却不努力去获取工分。瑞德整天拿着锡喇叭跟在成员们后面。当他看到成员伸懒腰或拿着杵、锄头谈论家务时，他就用锡喇叭黑着脸对他们大喊大叫。由于他对人喊的声音有时听起来像打雷，团员们当面称他为“雷同志”，背后称他为“雷神”。后来，他们都这样称呼他为“雷神”。
　　 在大队茶厂工作的老程是大队里有名的插秧能手。插秧时节，老程利用茶厂放假的时间，主动回到生产队做一次突击插秧。有一天，他的脚在田里被划伤，流血了。他从田里爬起来，到附近的一户人家包扎伤口。 “雷神”来到地里，见插秧能手不在，毫不犹豫地用扩音器对老程发出了一声，老程一气之下回了茶厂。
　　 生产队的一位妇女的孩子生病了。她向队长请了假，去医院看孩子。回来后，她就把孩子从篮子里放下来喂奶。 “雷神”路过这里，看到女子坐在自家门前，没有去上班，便对女子恶狠狠地吼道。那个女人非常生气，大声喊道：“我的小宝贝病得很厉害，你是瞎子吗？”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相吼叫。
　　 党中央关于“转变干部作风和部门管理方式”的文件传达到基层后，里德看完文件感到十分不安。他深感自己粗暴的作风影响了干群关系，工作也是“顶着别人”。 “窝里唱戏”，人也受苦，戏也不好看。
　　 从此，雷德利不再用扩音器对人大喊大叫。他还放下架子，主动与曾被误解和批评的插秧专家和女委员谈心，真诚检讨自己的粗鲁态度。
　　 雷德利还深刻反省自己在生产队群众大会上不及时调查、作风简单粗暴，伤害了群众感情。雷德利的态度得到了成员们的原谅。从此，“雷神”坚持耐心地为群众做好思想工作，群众对他的工作作风感到满意。大家亲切地称他为雷同志，有时还和他开玩笑。
　　 周日，我放学回家参加劳动，听到生产队的会计背诵着一首他编的顺口溜：“党的政策符合民心，雷神不再吼叫了。”锡语者睡着了，雷神从此改名了。于是我写了一篇《“雷神”再不打雷了》稿子，被县广播电台采纳，《恩施日报》。该报编辑还在恩施日报《学习通讯》发表文章称：“《“雷神”再不打雷了》是一篇个性鲜明的好新闻，标题本身就很生动，全文只有1000字，形容干部风格的转变，闻其声如见其人……新闻报道应注重以个性体现共性，避免以共性抹杀个性。当我的稿件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时，我受到了报纸编委会的鼓励，这无疑坚定了我坚持业余新闻事业的信心。
　　 很快，我就给报社写了一篇关于干部作风的《干部随意重处罚，群众怨言日渐多》内参文章，发给报社。报社采纳内参后，我将内参发给我所在的公社大队，要求整改答复。这次我捅了马蜂窝。
　　 生产队长到大队公社抗议，表示要辞职。大队和公社的干部都来找我。他们把我的采访记录拿给组长和社员，一一核对。确认一切属实后，他们发现了一些我没有纳入内部参考的更严重的问题。我原本打算批评我的大队公社领导现在无话可说了，鼓励我继续监测舆论。
　　 这件事也提醒我，无论是正面宣传还是舆论监督，都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即使我现在写散文，我仍然坚持一个原则：散文的主要事实必须是真实的。
　　 新闻报道注重“两端了解”，一是上面的政策，一是下面的实际情况。只有了解双方，脚踏实地，才能写出“大家心里想，别人不写”的独家新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我们边远山区农村，解放思想、放松政策的阻力仍然很大。 “放上去往下看，中间有一个门栏。”这是对当时情况的生动比喻。
　　 县粮食局村工作队推荐了一位地主的儿子，他一直是劳动模范，受到村工作队的表彰。当这位地主之子上台领奖时，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和窃窃私语。甚至有人站起来质问：“他一个地主子弟就有资格当劳模，为什么我们这些真正合格的贫下中农就不能当劳模呢？不是吗？”是吗？”半夜起风了——天气变了吗？”我把这件事写成新闻报道，很快被《恩施日报》发表，后来被县广播电台采纳。我没有没想到这篇文章投到了公社广播电台，稿子被压制了，后来编辑看到上级广播电台和各级党报都采用了这篇稿子，就把稿子拿到了区委宣传委员。宣传委员批评编辑说：“人家都敢这么做。上级广播电台，报纸也采纳了这个消息，但你们还怕这怕那！”从这份稿件的新闻出版情况看，基层部门的思想解放工作还存在很大差距。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在大山里姗姗来迟，而乡村的变化却悄然显现，成为我新闻写作的不竭源泉。
　　 几年来，我收集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农村改革的新闻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当地思想和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
　　 离我家乡不远的蓝岩村辛庄坝的人都很有经济头脑。在农村打击投机的时代，莘庄坝上的公社员通过在生猪市场“拉绳子”（倒卖）、在粮食市场“玩脱脱”（短斤短盎司）赚钱。坝上那些祖传有纺棕绳手艺的家庭，利用生产队的假期时间纺棕绳、卖棕绳，常被批评为搞资本主义。因此，公社员白天不敢纺棕绳，只能等到半夜才盖上窗户，在煤油灯下纺。但仍能听到车轮转动的嘎嘎声。旧纺车被干部们没收了，他们又造了新的，继续秘密工作。
　　 农村改革开放，释放了社员致富的潜力，给了他们一展身手的机会。
　　 新庄坝的一些能工巧匠从市场上收购棕榈片，加工成棕绳，然后卖钱。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城市人的床垫很有讲究，农村人的床也越来越多用稻草铺成，用玉米叶皮包裹。棕色床垫越来越少，棕色床垫在城乡市场很受欢迎。新庄坝上的成员用他们加工的棕色绳子编织棕色床垫。
　　 从撕下棕色床单到纺棕色绳子，从编织棕榈垫到加工床垫木架，所有男人、女人、老老少少都参与其中。莘庄坝上已形成棕床垫加工生产的社会分工。辛庄坝上共有57户，除A户五保户外，还有56户从事棕床垫加工行业。
　　 在那个人们思想非常封闭的时代，莘庄坝上棕床垫的传统加工技术从未传播到国外。他们一直遵循着这样的规则：“谁把自己的手艺传给别人，谁就会丢掉自己的饭碗！”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兴起，人们的开放意识不断增强，莘庄坝上的这一规则也被他们娶的姑娘打破了。
　　 1983年冬天，莘庄女孩叶云舒嫁给了二十里外的龙凤村尹家。刚来的叶云舒无奈地看着高耸入云的齐岳山挡住了出村的路。 。农忙时，成员们下地干活；农闲时，成员们整天呆在家里打牌。
　　 面对这样的情况，叶云舒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娘家的辛庄坝上商品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而尹家的几个光棍却除了打牌、闲逛之外无所事事。全家人靠一点米吃饭，生活拮据。为什么这里的村民宁愿贫穷而不去寻找致富之道？
　　 叶云舒回到父母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以及自己打算带领婆家创办棕床垫加工业的计划。起初，胆小的父母不同意女儿打破旧规矩。但女儿毕竟是母亲的最爱，父母无法忍受女儿的死亡威胁，只好默许，悄悄借给了女儿纺车和资本。从此，尹家通过棕床垫加工业逐渐致富，也带动了龙凤村棕床垫加工业的兴起。叶云舒也成为了发财的佼佼者，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于胜群，新庄坝上女孩，1984年10月嫁入义新村。于胜群收丈夫为徒，在婆家创办了棕床垫加工业。一家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甜蜜。于胜群的公公婆婆见谁都夸：“我儿子娶了媳妇，雇了师傅，带来了一条发财之路！”
　　 叶云舒和于胜群率先打破了自古以来棕床垫加工技术不得外传的旧规矩，坝上的姑娘们纷纷效仿。从此，新庄坝上姑娘们嫁到的地方，棕床垫加工业就兴起了。
　　 我利用几个星期天去各地采访，为《娶进一个媳妇，引来一条富路》写了一篇很长的通讯。经县广播电台、省广播电台播出后，也被《恩施日报》《湖北日报》《中国青年报》采用。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比如，长期习惯了兴农的基层干部现在该怎么办？农村五保户和困难户该怎么办？如何消化公社、团队、企业优化组合中的富余人员？针对如何解决基层生产责任制出现的新问题，我利用家访的时间进行了深入访谈，撰写了一批实证典型报告，分别被利川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采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恩施报》《湖北日报》《农民日报》采用，其中《书记送来“定盘星”》发表并评论于《恩施日报》头版。有些报告还附有简短的评论和编者注。
　　 由于我在业余新闻报道方面的成绩，1983年1月，我作为全县唯一的新闻通讯员代表，出席利川县第二十一次劳动模范大会，受到表彰。县委宣传员采访我，县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恩施报》《湖北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我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实在不习惯被别人采访和报道。
　　 作为一名广播新闻撰稿人开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84年4月，我被录用到利川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记者。从几年三尺讲台上的演讲，我走向了广阔天地的写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