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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此时的大唐面临内忧外患，内有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外有强盛且一直想效仿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的东突厥。

李渊对外奉行“远交近攻”之策，交好西突厥，对东突厥则采取隐忍防御之策，曲尽礼节，集中精力整合内部。

武德九年（626年），东突厥在玄武门之变后突袭至距首都长安仅40里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而后一路挺进，陈兵二十万兵于渭水北岸，威胁长安。

当时京师震动，唐太宗李世民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人在渭水隔河与颉利可汗对话，怒斥颉利、突利二可汗背约。

不久后唐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可汗见到唐军“军容大盛”，又得知大将执失思力被擒，由是大惧。双方在渭水便桥上斩杀白马重新立盟。

虽然一场入侵消弭无形之中，唐太宗一直将其视为耻辱，隐忍退让只是权宜之计。

贞观三年（629年），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唐王朝国力渐盛，此时东突厥内乱已久，唐太宗命令兵部尚书李靖统率十万大军分六道出击。

作为前锋主将的苏定方率领两百骑兵夜袭东突厥，亲手生擒了东突厥可汗，导致东突厥军心大乱，为后面彻底攻灭东突厥铺平了道路。

越明年，突厥酋长纷纷请降，太宗创羁縻府州制度，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唐朝拓地自阴山北至大漠。

得到漠北后，唐太宗将目光转向了西域。在吸收东突厥残部后，西突厥已成为中亚霸主，太宗乘西突厥内乱，伸其腕于玉门关外，由近而远，自东征西，将西域诸国次第收入版图。

不过广征领土不是唐太宗的目的，贞观十三年，太宗欲出兵高昌“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竞以为谏。”

结果“太宗皆不听”，令侯君集出兵高昌。平定高昌后，太宗欲以其国为州县，在其地设西州都护府，治所在西州。同年9月在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用以针对西突厥。

再次遭到公卿反对，魏征认为太宗此举是为了惩治高昌王麴文泰几次背叛唐王朝，其人既死当招抚其子。

褚遂良也反对，他认为出兵高昌已经造成河西供役的困难，应效仿治理吐谷浑的方式，“今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领悉还本，长为藩翰。”结果同样遭到拒绝。

以虚心纳谏而著称的唐太宗在高昌问题上一反常态，几乎到了固执己见的程度。《汉唐经营西域目的的比较》一文称，这一举措显示了唐太宗经营西域的苦心孤诣。

高昌国故地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天山北麓和南麓的出口都经过这里，是连接内地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游牧民族的要道，与鄯善、伊吾同被称作“西域之门户”。

该文称出兵高昌建立西州，不仅为唐朝提供了经营西域的前沿根据地，而且第一次将丝绸之路的门户高昌纳入中原王朝的建制之内，使其成为大唐领土的一部分。

更为关键的是，唐太宗高昌、西域是华夏的腹心与根本，只有有效控制西域，才能在内陆欧亚大背景下达到“边鄙无虞”、“中外乂安”。

在拥有了高昌后，疏勒和于阗归附唐朝，使唐朝完全控制了西域。

贞观十九年，占据漠北的薛延陀率军攻进唐朝，次年反被唐军击败，薛延陀灭亡后，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至此，威胁中原王朝的游牧民族均已在唐王朝的统治下。

贞观二十一年，北方蕃族将原属于突厥的天可汗称号让于唐太宗，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正如太宗《正日临朝》所作那般“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

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赫奕俨冠盖，纷纶盛服章。”从此，丝绸之路再度兴盛，敦煌、阳关、玉门这些地方成为当时“陆地上的海市”。

唐朝接替突厥掌控了整个西域之后吐蕃王朝开始兴起。

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受命在出使南亚地区期间，从吐蕃和泥婆国借兵讨伐中天竺阿罗那顺，大获全胜。唐的政治影响力跨越葱岭向西南拓展。

唐朝势力在西域逐渐稳固后，太宗将注意力转向高句丽。

贞观十六年，高句丽东部大人渊盖苏文杀死荣留王后立高藏为王并自封为“大莫离支”摄政，这给了唐太宗出兵的口实。

为征讨渊盖苏文和保护唐朝的盟友新罗，贞观十八年，唐太宗率领李世勣、李道宗、张亮和长孙无忌统军10万亲征高句丽。

然而在渊盖苏文的指挥下，唐军始终无法突破安市（今辽宁鞍山）。贞观二十一年以及贞观二十二年，唐军又先后从陆海发起进攻，均未成功。

贞观二十三年，随着唐太宗的去世，东征高丽不仅告一段落，西域形势也骤然改变，曾经臣服于“天可汗”的突厥部落不甘心于被唐王朝所控制。

西域诸部族与吐蕃王朝联合，龟兹和突厥多次掀起叛乱，严重威胁着唐王朝西北边疆的安全。